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是一个具有时代性内涵的重大命题，不仅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而且具有深刻的学理内涵。

　　要深刻理解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首先就要正确理解文化的本质和作用。就其本质而言，文化属于观念形态，但文化的作用并不限于观念形态、精神领域。如果用一个概念来概括文化的独特作用和独特功能，那就是对个人和社会的“教化”，从而塑造个人，引导社会。

　　高度重视文化的“教化”作用，必须正确理解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我们应当注意，不是文化决定经济、政治和社会，而是社会的经济、政治决定着文化。文化变革的背后是经济变革和政治变革的要求，文化命运的背后是经济状况、政治走向和国家命运。同时，必须正确对待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具有二重性，从而决定了其在社会发展中具有双重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分清精华与糟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新的文化生命体。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是建立在抽象的“必须”上，而是确实存在这种结合的可能性。两者之间具有“共同之点”、契合之处，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前提、理论依据，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的内在规定性。两者的结合，不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例子，不是术语的简单转换、观点的简单对接，更不是用中国传统文化去“化”马克思主义，建构所谓的“儒学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是两种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社会功能的文化，我们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分析，寻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之点、契合之处，进而对那些与马克思主义具有共同之点、契合之处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并使二者融为一体，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对传统文化继承什么、批判什么，对优秀传统文化如何进行转化和发展，取决于现实实践和时代要求。因此，我们应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思维坐标，以马克思主义为方法分析中国传统文化，进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

　　从起始上看，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外发型现代化。怀着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初心的中国共产党人，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外发型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如何把握外国现代文明与本国传统制度的关系。十月革命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意识到，“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这个结论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人重觅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时代结论。

　　然而，在中国“走俄国人的路”、实现现代化并非易事。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现代化本身就是一个社会历史过程，文明的演变也并非仅仅取决于文明本身，更重要的，是取决于社会制度。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中国现代化开辟了现实道路，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制度前提，并使中国现代化由外发型转变为内生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拓展了广阔的社会空间。

　　从社会形态上看，现代化经历了资本主义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两种形态。资本主义文明具有历史的进步性，但是其是建立在资本的形成和增殖以及资本与劳动对抗基础上的。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这种现代化是同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交织在一起的，在这种现代化运动中生成的现代文明是社会主义文明。社会主义文明建立在消除资本与劳动对抗的基础上，又吸收、借鉴资本主义文明中的合理因素，吸收、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同时，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生成的现代文明又是同社会主义制度密切相关的，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这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运动中生成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之所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现代”之所在。

　　文明不等于文化，但文明与文化又有内在的关联。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必将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精神支撑。马克思主义来自西方，相对中国传统文化来说，马克思主义属于外来文化。可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形成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则不仅属于马克思主义，而且属于中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不仅改变了中国，而且改变了中国文化；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已进入、融入中国文化中，并逐步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为一个有机整体，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正是以这样一种新的文化生命体作为精神支撑的。这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运动中生成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之所在，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现代”之所在。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生成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式现代化有一个显著特征，那就是，它是和改革同时启动、同步展开的，又几乎是和市场化同步进行的。中国实行市场经济是在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改革双重目标的约束下进行的，这就从根本上规定了市场经济的边界和基本的约束条件。

　　当代中国实践活动的最重要特征和最重要意义就在于，在向世界的开放中，把现代化、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改革这三重重大的社会变革浓缩在同一时空中进行了，构成了一场前无古人、史无前例、具有特殊内涵的新的实践活动。“三重变革”“三位一体”使现代化、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制约、相互渗透、融为一体的关系，现代化、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由此都具有了新的内容，因而必将实现文明转型，必将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内涵，必将创造人类文明的新形态。这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运动中生成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现代”之所在，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之所在。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作者系教育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